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陶建杰近年在做硕士班的班主任。他是“70后”，身为“扩招”前的一批大学生，他回忆自己那一代人的求职心态相对从容：“竞争对手没那么多，岗位又很充裕，我们根本不用着急。当时找工作都是到大四，学校开宣讲会，大家才会有所行动。哪怕第一份工作不太好也没有关系。因为以后想要再换工作，对我们来说也没那么难。”
但他的学生们没有那么从容的幸运。这几年，陶建杰发现，很多学生开学不到一个月，就从课堂上“消失”了，一问才知道，他们是去实习了。后来，他还从学生们身上学到一个有趣的词，叫“夜总会”，即“夜里总是在开会”。因为学生们白天都在外面实习，课堂上的小组作业就只能留在晚上完成，所以很多学生只能在下班后约在一起，后半夜开小组讨论会。当然，这样做的后果就是早上起不来床，要么上课时开着电脑“人在心不在”，要么到了实习公司里还在写作业，“最后，他们的生活就发生了巨大的错位”。
简单来说，这些年轻人处于一种焦虑且“悬浮”的状态：既不能安心于学业，也无法投入地实习，真正去体验一份工作需要具备的种种技能，甚至实习方向的选择也由不得他们仔细思考。和探索自己真正的兴趣相比，能攒到尽量丰富的履历以便在众多竞争者中突围，是更重要的事。
摆在李航和黄立面前的，就是这样一个需要被融入的“小社会”。入职后，李航学会的第一个词是mentor，即职场导师，他会负责李航在“landing期”的一些适应问题；然后还是新词“+1”——这位导师同时也是他的“+1”，即他的直属上级。李航向我解释，在他所在的公司里，同时存在一个管理序列和职级序列，“+1”在职级序列上比他高，薪资也会高一点儿，但在管理序列里，他和自己是平级的——弄清这一点，他就花了好几个月。在明面上，他和公司大老板之间管理序列的层级用一只手就数得过来，但像“+1”“+2”这种人际关系的“暗线”，却只有深入系统的人才能察觉。